国汇策略 十年后GDP翻番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有多大可能？

内容提要：国汇策略

《建议》提出2035年GDP比2020年翻番，人均GDP达到高收入门槛。2025年GDP预计140.6万亿，离203.2万亿目标需后10年年均名义增长3.75%。但净出口贡献下降、人口负增长等因素制约，增速或仅为3%，2035年GDP可达189万亿，缺口10万亿。社科院等预测屡次失误，原因为忽略红利衰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改革收入和资源分配制度，而非依赖汇率升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立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客观条件，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建议》明确提出我们的奋斗目标：到2035年要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GDP比2020年翻一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到2035年还剩下10年，我国离GDP比2020年翻一番还有多远？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十年前中科院预测我国2024年将迈入高收入国家，但预测出现失误。

10年前的2016年6月12日，《》刊发整版专题文章“拨开中等收入陷阱的迷雾”，称中国已经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

《人民日报》援引中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郑秉文的优秀研究成果称，2010年，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预计2024年左右，我国将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1.26万美元，彼时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5.5万美元。

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一个动态概念而非固定标准。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2016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超过12235美元，2024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超过14005美元。

GNI是国民总收入的简称，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两者的关系为：GNI＝GDP＋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净额（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付给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企业对外投资多，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净额多，GNI一般大于GDP，最典型的是日本、美国、欧洲。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一般少于外来投资，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净额少，GNI一般小于GDP。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中国的GDP为18.51万亿美元；根据《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2024年中国来自国外的初次分配收入净额为-1300亿美元，GNI为18.38万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日本2024年GDP为4.0276万亿美元，初次分配收入净额为2659亿美元，GNI为4.2935万亿美元。

美国2024年GDP为29.1849万亿美元国汇策略，初次分配收入净额为582亿美元，GNI为29.2431万亿美元。

由于各国GNI数据公布比较滞后，加之GNI与GDP的数据差异一般不会超过正负10%，所以我国大多数人用人均GDP替代GNI来观察我们什么时候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2024年，中国人均GDP为13122美元，虽然超过了2016年的高收入国家的GNI门槛，但距离2024年的高收入国家GNI门槛尚有大约900美元的差距，折合人民币大约10万亿元GDP。

实际上，我们在2024年的人均GDP不仅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还略低于全球GDP的平均水平1.367万美元。

2024年中国人均 GDP 降至全球第 73 名。这一年美国人均 GDP 达 到8.57 万美元，是社科院2016年预测值5.5万美元的1.56倍，预测值与实际值的差，相当于2024年中国人均GDP的2.34倍。不

其实，不仅中科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经常失误，北大教授也屡屡高估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1994年，林毅夫在其著作《中国的奇迹》中预测，中国在2015年将超过美国。

2021年2月1日，林毅夫改口说中国GDP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

从2018年开始，他曾多次表示“中国可能在2025年前后，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此后，林毅夫多次重申这一论断，足见其信心满满。例如，2022年时他就宣称“最晚2025年就能达成目标”。

不得不说，社科院和林毅夫的经济研究水平，挺让人诧异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提交给官方作为决策的依据，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可想而知。

二、中科院与林毅夫等人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为什么总是出现高估和失误？

中国社科院的预测不准确，与林毅夫多次预测中国GDP超越美国的结论惨不忍睹，都基于一个原因：用线性经济增长来预测具有周期性波动的实际经济增长。比如林毅夫、社科院等专家和研究机构反复强调中国具有8%左右的增长潜力。

2022年5月14日在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2025年11月23日，在第十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林毅夫都反复表示，在2035年之前，中国仍具备每年8%的增长潜力。实际上，中国疫情后可比价的GDP增长平均为4.77%，现价GDP增长平均为5.27%，与林毅夫所称的8%相比，少了3至4成。

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国汇策略，完全忽略了中国在上一个经济繁荣周期中，劳动力红利、改革开放红利、低债务率所贡献的债务杠杆红利、后来者红利在其中的巨大贡献，并误将其中的劳动力、债务杠杆、后来者三大具有上限的红利视作可以无限线性增长。殊不知当出生率开始下降、债务杠杆超越还款能力、中国的科研与创新模仿、借鉴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原创后，这些红利反而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阻力。

正是由于人口、债务、科技创新等因素的变化，中国经济自2007年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低速增长。

三、到2035年要实现经济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并非易事。

2020年，我国GDP为101.6万亿元，翻一番，需要达到203.2万亿元。

2025年，我们的GDP预计可达到140.6万亿元，比2024年的名义增速为4.2%。比2020年名义增长了38.4%，年均名义增长6.7%。但我们需要注意到，最近三年，我们GDP的名义增速均在4.2%左右。其中还包括了2023年新增加1.34万亿的虚拟房租的增加值。

到2035年GDP达到203.2万亿元，意味着2026-2035年的名义GDP累计增长需要达到44.5%，年均名义增长达到3.75%。

后10年，我们将继续面临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人口下降、家庭和企业杠杆率难以增加，由于美国的高科技封锁，我们在科技创新的后来者优势不再等因素的制约。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在202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为-619.9亿美元，创下历史最低点。2025年1-11月，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惊人的10758.5亿美元，预计全年可达到11750亿美元，占到2025年预估GDP的6.24%。最近三年4.2%左右的名义GDP增速，均包括了1个百分点左右的净出口的增长贡献，其中2025年净出口贡献达到1.3个百分点。

2026年到2035年，贸易顺差不太可能继续扩大。这将意味着即使在其他方面保持最近3年的名义增速不变，GDP的名义增速也会比最近三年至少低1.2个百分点，其中净出口1个百分点，虚拟租金一次性增加导致的0.2个百分点。亦即2026-2035年我们的GDP名义增速可能维持在3%左右，2035年的GDP大概率为189万亿元左右。距离比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差10万亿元左右。

四、我们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有一种单向思维的观点认为，只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上涨，我们就可以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的确，2021年我们按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就达到12613美元，距离当年1269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仅差0.6%。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为6.43。2024年，我们人均GDP13122美元，距离1400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差6.3%，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为7.24。如果按2021年的汇率计算，我们就超过了高收入国家门槛。

为什么三郎说这是一种单向思维呢？

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美元计价的中国GDP，但同时也会减少GDP中的净出口。

我们知道，净出口为正即贸易顺差，会增加GDP，典型的如中国；净出口为负即贸易逆差，会减少GDP，典型的如美国。最近几年人民币贬值，导致按美元计价的中国GDP现价增速低于按人民币计价的增速。但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人民币贬值，推动了中国疫后几年出口大幅增长，进口增长缓慢。因为人民币贬值意味着出口的价格降低，进口价格变高。所以前文提及，我们的净出口从2020年的-619.9亿美元，到2025年1-11月达到了惊人的10758.5亿美元。

三郎在12月9日的《中国贸易顺差首超1万亿美元背后：贸易严重失衡，内需严重不足》一文中分析过，2025年前11个月，中国对欧盟贸易顺差达2668亿美元，同比激增19.6%， 11月更大幅增长29.7%。与我们的结构性汇率政策，即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兑欧元贬值有关。

2025年，人民币兑美元从年初的7.2996：1升值至7.0641：1，升值了3.33%。但人民币兑欧元从年初的7.5587：1跌至12月9日的8.2316：1，下跌8.17%。这意味着我们对欧洲的实际出口价在出口商主动降低价格、国家通过出口退税降低价格后，又通过人民币贬值降低了8.17%，推动了对欧盟的出口增长。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人民币升值提高我国GDP美元计价数据的一面，也要看到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净出口大幅下降，进而导致GDP缩小的一面。

第二，在我们经济增长的同时，发达国家的门槛也在提高。

2024年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从2014年的12276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14005美元，10年增长了14.1%。这个增长率远低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周期性变化，可以肯定地说，2026年以后，中国会在其中几年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也一定会有几年低于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从某一年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后，不因汇率的因素而掉下来，还是有难度的。

第三，在制度的成熟性方面，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

其实我们能否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跨越的并非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中国的现有的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能否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我们顺利走过中等收入阶段。

从国际历史经验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跨越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门槛。比如部分拉美国家曾经跨越这个门槛，但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叠加社会动乱，或者由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贸冲突等，又从高收入国家滑向了中等收入国家。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

从一些定性的指标来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增长动力具有可持续性，社会经济的和谐程度需要达到新水平，制度的成熟性和运行轨迹需要相对稳定。从这三个重要指标来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们能否稳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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